三、五行观念是确定五禽及其动作的直接依据

“五行的规律和阴阳的对立，决定着******上事物的一切联系、运动、转化等。”由于阴阳家的推动，五行这样一种******观迅速得到了发展，并在汉代成为占统治地位的******认知模式。可以说，华佗之所以能超越以往的养生家而创立完整、系统的导引健身方法，是与当时“五行******认知模式”分不开的。

（一）以五为数是受到五行理论的启示

在华佗以前，没有固定的数。譬如，《庄子·刻意》仅提到“熊经”“鸟伸”二数，《淮南子·精神训》中提到“熊经”“鸟伸”“凫浴”“猨（猿）躣”“鸱视”“虎顾”六数。根据《庄子·刻意》“二数”产生的时代推论，“二数”应是阴阳思维的产物。即熊在地为阴，鸟在天为阳；“熊经”在腹前为阴，“鸟伸”在背后为阳；熊代表走兽，鸟代表飞禽。依此类推，“六数”“八数”“五数”也应是与古人多样的认知图式相一致的。然而，“阴阳五行学说作为解释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解释模式，***终在医学中被固定和继承了下来，而在其它领域则已逐渐消失。其原因是阴阳五行学说较为正确地说明了那些生理病理现象”。而“六气”“八卦”却没有在医学领域里继承下来，因为它们不比阴阳五行学说在解释生理病理现象时更具合理性。由此可见，华佗以五为数编创五禽戏应是受到五行理论的启示，并且是对五行理论模式的具体应用。

（二）根据五种动物形态特征与人五脏的对应关系选择五禽

如前所述，华佗意识到运动可以通达内外，通过对形体的“动摇”，就可以使脏腑内的“谷气得消”，使“血脉流通，病不得生”。所以，他在选择五禽的时候，当是从分析动物的形态与动作特征入手，有针对性地选取具有特殊意义的动物，及其特征性的动作作为模拟的对象，这是中国古代文化“比类取象”思维方式的具体表现。

在做取舍的时候还关系到古人的“顺”和“逆”的辩证思维。顺，是指顺应自然之道；逆，是指逆转人自身的人化趋势，而归于自然。具体到人的健身运动来说，顺应当是顺应人体的生理规律，而人的生理规律应当与动物的一致，我们或称之为本能；逆应当是增强人在日常生活中较少运用，却对健康长寿必不可少的能力，而这些能力却可以从动物身上习得。因此，华佗在选取虎、鹿、熊、猿、鸟等五禽的时候，应当是基于以下考虑：

一是受到当时已经存在的一些仿生运动方法的启示。***直接的应当是《淮南子》中所提到的六禽。我们把华佗的五禽“虎、鹿、熊、猿、鸟”与《淮南子》的六禽“熊、鸟、凫、猨（猿）、鸱、虎”相比较，发现华佗的五禽少了“凫”、“鸱”两种动物，而这两种动物又同属于“禽类”，猜想可能因此就把它们相并为一，以鸟代表一类。不过又加了“鹿”。这样，每种动物就各代表一类。这样的取舍，是看到了不同类动物所具有的特殊的健身价值。

二是与当时追求长生和生命主体性的文化观念有关。如选择鹿，可能与鹿象征长寿、吉祥的观念有关；鸟，其***初原形应当是“鹤”，可能与飞天、羽化升仙、神仙长寿等长生不死观念有关；虎，可能与其为百兽之王，象征神威与王权统治有关；猿，可能与其具有灵性、神性（自由性）、人性而酷似人类有关；熊，可能与其凶猛且直立如人有关。至此，可以说，华佗看到了五禽的生理规律与人的一致性，人只要按照五禽的习性去做就应当健康长寿。这是“顺”的思维。

三是以人的生理条件为基础、以通畅经络、气血、筋脉，进而增进五脏六腑的功能为目的确定动作。据此，有两条逻辑线索，一条是“内线”，即以按摩五脏六腑为原则寻找相应动物特征；另一条是“外线”，即以通畅经络气血为原则寻找相应动物特征，而达此目的的关键就是脊柱的运动，因为脊柱前有任脉、后有督脉，二脉连通全身经络。古人早已意识到脊柱运动的重要性，故华佗说“引挽腰体”，就是脊柱做前俯后仰地运动。然而，人体是个统一体，两条线索不可能截然分开，对脏腑锻炼的同时，自然也锻炼了脊柱，这是个整体过程。亦如华佗所说“动诸关节”，就是指对身体各部位的******锻炼。现代生理学研究认为，脊柱里行走着复杂的神经中枢，其上与脑干相连，其下与周围神经相连。运动脊柱就对整个神经系统产生了刺激作用，其结果可导致神经的营养作用加强，同时也可促进神经—内分泌—免疫网络的联系，从而对身体产生******的促进作用。可见，华佗正是看到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较少主动运动脏腑和脊柱，但脏腑和脊柱的运动对健康长寿却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，才采取模仿五禽的动作进行锻炼。这是“逆”的思维。

（三）“戏”的命名使五禽动作以完整套式固定下来

“戏”，与原始的“舞”有关。在原始社会出现的猿猴舞、雀鸟舞、熊舞等以模仿动物动作为内容的各种“舞”，《尚书》里把它叫做“百兽舞”。到汉代，“百戏”盛行，“百兽舞”又融入到了“百戏”中。东汉张衡在《西京赋》中对汉代宫廷百戏有较为详细的记载，其中提到许多由人扮演动物的假形戏，如熊戏、虎戏、猿猴戏、大象戏、大雀戏、大龟戏、大蟾蜍戏及其它不知名的奇兽演出。因而，戏在汉代泛指歌舞杂技之类的活动，具有观赏性和自娱性。

以“戏”命名五禽动作，除了是把五禽戏归类为杂耍之外，还有就是把五禽戏当作了一种完整的表演形式，在演练时讲究情境性。这一点从“百戏”的表演中也可以看得出来。“百戏”表演时，每一种假形戏都有一套相应的服饰道具，表演时所演动物一边舞蹈，一边前进，喷吐彩焰的火树在前面引路，旁边还有一些小演员怪模怪样、戏乐逗弄动物。

就华佗的五禽戏而言，其内容是由五组主题各异的动作构成，每组动作又由几个动作组合构成。每组动作都可以单独起到锻炼身体的作用，如华佗说“体中不快，起作一禽之戏”；而五组动作全部练习，则可以达到******健身的效果，如华佗的学生“普施行之，年九十余，耳目聪明，齿牙完坚。”可见，五禽戏不同于以往的“熊颈”“鸟伸”“鸱视”等单个动作，是一种既有复杂动作组合，又有完整理论基础的套路形式。以“戏“的形式练习动作，将练习者置于游戏与表演的情境中，把形体与内脏、身与心、人与自然有机地联系了起来。这种在自然和谐的状态下进行的运动，对于人的健身作用远远超过了单个动作的简单重复。

因此，华佗以“戏”命名五禽动作，是五行理论整体观的体现，超越了宫廷“百戏”的娱乐意味，转向了健身养生领域，并使五禽动作以完整套式固定下来，为后世的健身养生开辟了先河。

（文/王敬浩）